10月5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被授予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给我国科技工作者哪些启示呢？10月8日，国家卫计委等三部门及中国科协分别组织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上，屠呦呦讲述了青蒿素发现和研究的历程，那其他参会的科技大咖们都说了什么？我们一起听听。
屠呦呦: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
●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后尚有一个心愿，即当前国家正在深化改革，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合理的）激励机制，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实力。
诺贝尔奖如今来（中国）了，母校北大的院长带着很多年轻同志来看我，昨晚清华也来了学生会的同学，都很年轻，有的还不是学医药的，可见现在的年轻人多么想奋发图强。我的年纪已经大了，所以衷心希望能有一个完善的激励机制，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世界和中国作更大贡献，做更多事情。
侯建国:【科技部副部长】
●科学研究一定要面向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求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给科技工作者带来三点启示，一是科学研究一定要面向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求；二是任何重大科学研究的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科学家长期、扎实、艰苦的工作；三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既要发挥科学家个体的作用，也要提倡协同研究的合作氛围。
詹启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开展科技体制改革，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精细的分类
屠呦呦研究员这项工作经过40多年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分体现医学科技的发展的原动力和定位，也会让我们更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在当年的历史环境下，尽管人才团队、科研条件跟今天比有很大差距，但解决国家的重大需求，实现多学科的交叉，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结合目前的科技创新，需要开展科技体制改革，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精细的分类。科研人员的动力经常来自管理指挥棒，也就是评估机制，所以我们要考虑对科技成果的评估怎样才能更加科学和客观，从而使我们医学科技发展的动力和目标更加明确，把医学科学的成果最后落实在人民大众的健康上。
贺福初:【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不在于发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荣誉，关键在于它的独到和精到
这就给我国的科技政策和科技格局带来一个认识上的挑战，即并非只有在热门的领域、热门的方向、热门的地域，我们才能创造举世闻名、永载史册的成就，我们要不拘一格地选择方向、选择课题、资助人才，不在于发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荣誉，关键在于它的独到和精到。
施一公:【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
●沉下心来，克服浮躁
屠老获奖的工作完成于40多年以前，科技体制环境与现在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无论是做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科学家都需要沉下心来，克服浮躁。屠老获奖是联合攻关这种科技体制优势的体现，是我国应用研究的成功范例，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基础研究。目前，我国科研评价标准存在一刀切的问题，针对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学科，我们需要多种科研评价标准并存。
李静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
●选准方向后长期坚持是特别重要的
科学家在选准方向以后长期坚持是特别重要的，屠先生从发现青蒿素，到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用药经历了40年，从那个时候起到今年获奖又经过了10年。但实际上，至今这项研究也没有完全告终，青蒿素抗疟的机理仍然不太清楚，因此，从青蒿素抗疟的机理的揭示，进一步发展为对整个药物设计的理论和方法的推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就需要鼓励一个科学家一生就做好一件事情。
小传:屠呦呦为何能获诺贝尔奖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屠呦呦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学习。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曾培训中医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前后分别晋升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
1967年，越南战争陷入拉锯。当时，一种可怕的瘟疫席卷战区，杀伤力之大远胜于子弹炸药，造成的非战斗性减员是战斗性减员的4—5倍。这种古老的瘟疫正是疟疾。当时越南方面向中国求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1967年5月23日，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集体，悄悄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代号“523”，研究的指向明确——找到防治疟疾新药。两年后的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也参与进来。
那一年，屠呦呦39岁。1951年至1955年，她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也被召集加入“523”项目。
因为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在那个资深科学家大部分已被打为右派的年代，屠呦呦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一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研究组耗时3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呢？屠呦呦开始系统地查阅古代文献，希望能在古籍中找到只言片语，而这还真被她找到了。这就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的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素。这抓住了“牛鼻子”——温度正是青蒿素（青蒿素到了1972年才获得命名，此时研究组尚不知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提取的关键，过高的温度将破坏青蒿素的性质，使其抗疟性丧失。
参与“523”项目的单位遍布北京、上海、云南、山东等全国各地，人员也数以百计，这是一个具有浓重时代特色的大规模政府主导的合作项目。而屠呦呦，这个仅仅是助理研究员的女性，在此时成为了发挥历史性作用的那个人。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从不公布谁是推荐人，而凑巧的是，今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推荐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却在5日当天意外遭媒体曝光，而且这位知名疟疾研究专家从2010年就开始年年向评委会推荐屠呦呦。苏新专则是米勒同一实验室同事，同时也是协助米勒推荐屠呦呦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在两人的协力推荐下，屠呦呦2011年获得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为配合拉斯克奖的颁布，米勒和苏新专还写了一篇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发表在著名的《细胞》杂志上。
在《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文章中，米勒和苏新专写道：“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究所（中药所）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
苏新专接触了大量的“523”项目材料。他表示，屠呦呦在1972年南京召开的会议上首次提到青蒿素可有效杀疟原虫，是她把青蒿带到项目里面来；此外，她还很快意识到以往用煎熬和高温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坏了青蒿有效成分，所以便将用沸点78℃的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35℃的乙醚提取。这两大关键点，均是由屠呦呦第一个解决的。
首创性、关键作用，这就是屠呦呦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的原因。
